美联储的独立性根植于一项基本原则：其使命由美国国会而非总统设定，而如何实现这一使命则由美联储自主掌控。但特朗普显然对此不以为然。

　　这位美国总统已将驯服美联储的意愿转化为近乎每日的例行攻势。他不再满足于仅仅敦促被他戏称为“太迟先生”的美联储主席鲍威尔采取行动，还试图罢免美联储理事丽莎·库克，并将其首席经济顾问之一斯蒂芬·米兰安插进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

　　在其支持者看来，这早该是对美联储的彻底改革——这个机构不仅四年多来一直未能实现通胀目标，深陷群体思维困境，更在大选前被质疑为了帮助民主党连任而非稳定经济而采取降息举措。

　　但在批评者眼中，这是一场赤裸裸的党派权力攫取，企图仿效最高法院保守派占绝对多数的模式，在FOMC建立支持低利率的绝对主导权。对特朗普而言，只有将利率下调3个百分点才符合他的要求。

　　通过一项美国经济模型，分析人士模拟了政治干预美联储可能引发的两种情景。

　　在这两种情景下，短期内都会出现经济增长稳健、失业率走低的虚假繁荣。而通胀疲软、名义利率上升和增长放缓的痛苦现实则会在一段时间后显现。在更极端的情景下，共和党人将在2028年大选前面临经济滞胀衰退的困局。

　　人们或许会轻易将特朗普的攻击视为“MAGA”运动的一种隐晦信号，其目的是让支持者相信，只要货币决策者放宽政策，他们的生活会变得更好。但如果特朗普得逞，后果将远比这严重，也更为现实。

　　原因很简单：一旦货币政策由政客掌控，在选举前刺激经济将成为难以抗拒的诱惑——包括2026年中期选举，那将决定特朗普卸任时面对的是一个顺从的国会还是分裂的国会。政客们乐于享受就业增长与经济繁荣的即时红利，而将飙升的通胀与痛苦的经济调整留给未来。在这种局面下，除了干预政治的政客之外，所有人都是输家。

　　这并非单纯的经济理论。1970年代已有前车之鉴。时任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绝非良政典范——曾要求美联储主席阿瑟·伯恩斯在1972年大选期间维持低利率助选。伯恩斯照办，尼克松获胜，而通胀持续攀升。在阿拉伯石油禁运的重大助推下，1980年消费者价格指数一度逼近15%。最终需要“沃尔克休克疗法”——通过大幅加息和两轮深度衰退——才使CPI得到控制。

　　组建更“友好”的理事会

　　如今，特朗普正试图通过人事任命重塑美联储——其盟友称这将带来必要的观点多样性，但经济学界多数视之为对美联储独立性的严峻新威胁。

　　特朗普以涉嫌房贷欺诈罢免库克的行动被最高法院叫停，裁定其至少可任职至法官们听取明年1月的辩论。库克否认相关指控。而特朗普经济顾问委员会主任米兰参与了美联储9月议息会议，这被认为是自1936年以来首次有经参议院确认的经济顾问获此权限。

　　如果库克被成功替换，再加上米兰，特朗普将拥有四位美联储任命官员——足以掌控理事会关于12家地区联储主席连任的批准投票结果，该投票必须在2026年3月1日前完成。

　　今年整个夏季，特朗普对鲍威尔的抨击持续升级，一项统计行政部门攻击美联储独立性的指数在7月创下历史新高。

　　总统言论的分量自然不容小觑。对此，机构研究模拟了政治影响推动美联储反应函数转向更鸽派方向的情景。

　　两种情景模拟

　　美联储肩负最大化就业与价格稳定的双重使命。在第一情景中，机构假设美联储将更注重维持低失业率而非抑制通胀至目标水平——这恰是政客们惯常推崇的立场。

　　在这种情景下，美联储较基准情景额外降息两次，而且由于市场察觉其行为转变后，通胀预期将开始脱锚。物价涨幅将逐步攀升至3%左右。

　　极端情景则模拟了一场突然的政治夺权：美联储将政策利率降至特朗普公开主张的1%，并无视通胀数据变化。